《分钱党与“澶渊之盟”》
“党”这个字于我而言，从小就识得，然至今未入任何一党，而不知其究竟如何。《说文》说党，不鲜也。《广雅》又说是善也，美也。不知道到底是褒，还是贬。但是孔老夫子一句“君子不党”，似乎明确将党树立成了君子的对立面。“朋党”一说，更是将党字彻底打成贬义词。至于清人方苞《狱中杂记》中说“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，使其党入索财物。”则将“党”直接送入三教九流之列了。
自西学东渐，“党”获得了新生。推翻封建王朝，打烂了旧的世界，“党”成了新贵。当然，很多事物都会两极分化，“党”自不例外。有先进的，自然就会有落后的。“党”虽然海归后取代了封建旧体制，但依然逃不脱被调侃，掖揄。“柿油”一说，倒有七分嘲弄的意思。而今网络文化兴盛，此类名词被拿来而用，却也有猴子耍把戏时穿上大红官服的滑稽。
近日见到有分钱党一说，云此辈但凡见往哪里支挪银两了，必说：又浪费纳税人的钱，拿来分给穷人，拿来盖希望小学，该多好！纳税人最近连发的月饼也要被咬去一口，自然愤懑。彼收税的来往有别克，奥迪，而上班的合该每日挤公车，且时时要被道德家们从自家座位上呵骂下来。大张旗鼓要求涨薪水难度是比较高的，一则现在人不缺，材也不缺；二则如今连学校里的教授们都叫老板了，价值最大化乃彼天然之追求，如何又能从老板兜里多掏得三斗五斗？难，实在是难！对老板，牢骚是发不得的，一不留神被炒了鱿鱼，连老婆的卫生纸都没得钱买去。所幸，自古而来天是可以骂的。“瞎了眼”，“生个娃儿不带把”之类，反正斗升小民，脑袋埋在黄土地里，只把屁股冲着天，骂几声人家也只当是放屁。
这不“十一”烟火尚未散尽，在城门楼子上站软了的腿子尚未恢复，吾国温相即已赴朝，从库里拨出二亿白银，其中包括五千万的粟米与黑油，以及拟以一亿五千万再建一新桥。此乃援交之术，勒紧裤带那阵子咱就用这招谋得了联合国一席之地。非高瞻远瞩者，不能为也。小老百姓，只盯着自家的锅，自家的碗，哪里懂这个。况且尔等向来属于“不明真相”之类，“分钱给穷人”，“建希望小学”之说自然是属于自家吃不着，也别落别人锅里的瞎嚷嚷。其实咱们这当家的有多少家底，不当家的哪里会知道？若不是时不时拿出一亿，两亿来馋人，留着关了灯躲被窝里吃鸡腿子吃掉，也惹不来一身臊。
其实送人钱是门子大学问，天底下哪个愿意舍得白白将自家钱财送与他人的？总有所图，总有迫不得已为难处。当今之事，不好多说，太过复杂，非我这等愚钝之人所能明白。还是翻翻老皇历，扯扯旧帐，如此——安全。
“澶渊之盟”，历来被视作我国历史上不多的非不平等条约之一。平不平等的事就不多说了，反正钱早就掏出去了。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，换得宋辽各守疆界，互不骚扰这承诺。《龙川别志》中记载，急于求和的宋真宗原本的心理价位是上百万两。曹利用与辽人谈成之后回来报告，真宗问多少？曹利用伸出三根手指。真宗失声曰：“太多！”既而曰：“姑了事，亦可尔。”所以当真宋听说不是三百万，而是三十万时，“上不觉喜甚。”而事实上，“澶渊”之后，自景德至宣和，将百年，“自古蕃汉和好所未尝有。”可见花了钱能买来上百年的和平，也算是一档子便宜买卖。其间虽有重熙增币之插曲，但总体来说，宋庭在边境所受之压力自此是大大减轻了。《老学庵笔记》所载辽使刘六符以仁宗飞白书“南北两朝永通和好”为赋题试进士，得辽兴宗赏识而贵幸无比，由此一事亦可知“澶渊之盟”后宋辽关系确实是大为改善了。
然而从口袋子里掏出钱去，总还是会让很多人感觉不爽。以后世之人的眼光看，“庚子”、“辛丑”此等事固然憋屈得不行，但实属无奈。人家把刀都架到脖子上了，也只能舍不得银子保不住命了。但是在刀子还没架上来之前就已经示软，主动从兜里掏出银子来，这就有问题了。有什么问题？节亏了的问题啊！咱们历来是讲节的，不单女人讲，男人也讲。从个人来说，投降敌人，那一定是大节亏了；从国家来讲，战无不利而主动求和，那一定也是裤带不紧。你打了胜仗还要掏银子给敌人，这个别说见识过近代以来中国屈辱史，有一定心理承受能力的现代人不能接受。牟复礼就说这是“胆怯的宋朝皇帝用赔款来收买契丹退兵。”当时赵家以武力平江南、灭西蜀、取南蛮，一统天下不久，刚刚建立起大宋王朝，兵且强，气还盛之际，怎么就不打下去了？当时的宋人对此也不理解。司马光《涑水见闻》记载，王钦若对宋真宗说“卒为城下之盟以免，又足称乎？”这话正说中了宋真宋的心坎，前面说宋真宗听说花三十万事成了喜出望外，然城下之盟，《春秋》耻之。太祖，太宗皇帝都力图收复燕云之地，而到他这儿蔫了，不能继承祖宗遗志，这对以孝为治天下本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永久的痛，即便身为皇帝，亦不能免。宋神宗亦常有“取山后之志”，这是中国传统道德力量在作祟。此事成为心结，至死都不能解，神宗临死仍留下遗愿：“能复全燕之境者胙本邦，疏王爵。”
不单皇帝老儿心里有结不能解，时人亦不是很能理解。有个叫宋昭的类似于今天混汉网一类的愤怒青年就说“乘胜逐北，则腥羶之种无噍类。”聪明达识如苏东坡者，也说出了“以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资邻敌，最为下策。”的话。宋初耕地面积只有295万顷，到宋真宗时已达525万顷，上等田每亩产量可达五六石。军队有近百万，而当时辽举国才有正规军几十万。而且1004年辽萧太后与圣宗南下，孤军深入，粮草接济不上，自己后方还不稳。在此情形下议和，也难怪当时的爱宋人士们心有不甘。还是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替此次盟约作了辩解，“特以两国生灵为念，故扩天地之量，贷蝼蚁之命，啖以厚利，与之议和。”本着人道主义精神，花点钱，与尔和了和了罢！其实以当时宋的国力计算，30万并非一个很大的数目，而如果战争继续下去，光军队缁重的运费大概就不止这个数，况且且这钱还赚回来了。《长编》引王旦话说“每岁赠遗，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。”不但换来和平，大大节省了军费开支，而且因为两国关系的缓和，榷场重开，宋对辽的贸易出超，就抵消了岁币的十分之五到十分之六。然而，目光放长远一点，就会发现议和带来百年左右的和平同时，也带来了因“武备皆废”而引狼入室，导致北宋灭亡的恶果。
追抚前事，历史的真相并未因各种资料的发现而变得更加清晰，功过对错，往往难以从单一的方面去判断。而今我等身在当下，当下也很快会变成历史。许多相类似的声音却似乎从未停止发出过，激昻的宣誓也好，冷静的批判也好，或许正如分钱党人所关注的出发点，更多人关心的是个人的利益何时能堂堂正正地喊出口来？而不是隐藏在国家，民族等大幌子后面。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。然而，天下人何时才可以成为历史真正的主人？